中产阶级的困境：中国社会正在形成新二元体制？
- 吴 博 士 说 -
｜导语：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国的中产阶级自己。在辨析了中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之后，本期分享回到本体，在参照各种有关中产阶级定义的同时来看看中国中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从关键的结构来回答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关键词：新中产阶级、新二元体制、阶级意识、计划生育
上一期，我们开始谈中产阶级是什么，谈了中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怎么认识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的现状。认识它的现状要从它的形成开始，才能理解中产阶级目前所处的现状也就是困境。
这个困境在今天谈特别合适，两会的主题就是谈经济，所谈的社会议题很多也是这一阶级困境的具体反映，但是回避了中产阶级本身，也就是问题的社会根源。
为了梳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今天我们提出一个“新二元结构”形成的假说，以此观照中产阶级的形成路径和结构性困境。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二元结构，大家都很熟悉，指的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二元结构：这是1950年代户口制度建立以来对国民所做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身份的划分。直到现在，这一体制其存在和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并且构成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
不过，就像我们在去年曾经讨论印度的新种姓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种姓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本身给予低种姓和种姓之外人民的上升激励。他们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完成了阶级上升，相当多部分进入到了原来只有婆罗门、萨帝利所占据的中产阶级位置。中国同样如此。
农民工回家过年｜网图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松动首先就发端于这个二元体制内的被隔离部分——农村。结果，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冲破了这种体制对身份的束缚，其中一些人还成为今天的新中产阶级的部分。
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当这个旧二元体制逐渐丧失意义，尽管体制内的保守主义力量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侵犯宪法权利的制度，人们在冲破这个旧二元体制的同时，一个新二元体制在过去四十年的改开时代悄悄的形成。这就是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也可说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而且，在今天，在人们一直所担心的国进民退这两种结构性力量对比的变化之外，还有看不见的另外一面，甚至也是支撑国进民退趋势的结构性基础，就是这个新二元体制的单向巩固和自我瓦解，正在从内部破坏解构整个中产阶级。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困境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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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新二元体制是什么？
相对农村、城市二元体制，新二元体制指的是两种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所构成的社会中间二元结构。
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官僚体制的中间层，从垂直层面上的一定级别的官员到地方层面上哪怕是很低级别的官员、相关事业单位、公共教育部门的主体，即所谓军公教事等；另外一部分则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以及其中的专业人员等等。我们上期曾经说，后者是曾经官僚阶级的一部分，或者可划分为侍从阶级，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他们则代表着从旧体制内生长、扩大的中产阶级。
相对的，新中产阶级则是体制外生长的。在有的学术分类里面，体制内、外的差别也被称作所谓内源性的和外生性的，不过，如果说这个“外生性”与老赵的外向型经济、对外大循环有关，是没有错的，这是直到今日有些人在提双循环的时候都没有敢于抛弃的概念。新中产阶级的第一波，就是从80年代的外向型经济改革开始培育，例如那时的外资银行、外企、商社代表等等。他们从一开始就拿着欧美标准的工资，很多人算是红二代，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也扩展到中高级雇员，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相信的。
当然，新中产阶级的主体形成还是在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时代，首先来自1992年后大量进入中国的外资、新兴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专业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体制内的“下海”官僚，并且随着私营部门的扩大，特别是2001年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例如扩展到私人的金融机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甚至私营媒体、律师行业等，一个广泛的新中产阶级形成了。
1990年代初下海潮诞生了最早的中产阶级｜网图
这个二元结构的发展高潮发生在我们上周所谈到的2005-2006年，那是中国私有化的转折点，也迎来了中国股市的最高点——牛熊股市的转折。从2005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这几年，可谓新、旧中产阶级融合最好的一段时间。
所谓融合指的是两种中产阶级之间的认同与流动性，集中体现在专业人才或官僚在体制内外的相互穿透，甚至包括“一家两制”的普遍性，在2008年之前几乎不被看作是问题，也因此当时的人们——有些至今不认为存在一个二元体制。而新的二元体制恰恰是从那之后开始分化，随着公务员待遇、国企利润上升和私营部门的乏力和政治地位的悄然变化，这种二元的中产阶级体制越来越凸显，其中的内部隔阂加深、或者分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新二元体制的主体。
它的直接影响，如经常可见的人们在口头上拒绝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一员，就是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我们知道，中产阶级的是所有阶级当中内部最为碎片化、认同感最弱的一个阶级。而相对于其他社会，中国的新二元体制沿着体制内外的划分，即新旧中产阶级划分，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明显对立。
这种内部的对立分割，理论上埋下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困境和命运，而非形成初期的激励。首先，它被统治阶级主动的利用和强化，即分而治之来对付中产阶级。这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的最新形式，也是殖民主义的一个经典策略，继承了旧二元体制也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内部殖民主义，一种中国式的种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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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德国、日本比较，这种二元体制类似小熊英二总结的日本中产阶级的双重结构。它指的是日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雇佣差异：讲究年功序列制的大企业，通常招募名牌大学毕业生，与大量中小企业明显差别，后者的年功序列制并不严格，几乎招不到名牌大学生，还有很多底层人民包括女性和外劳等在其中。这是日本劳动结构的一种二元化，前者才是日本主流中产阶级的温床。
如果以日威或者汽车消费为例，那么这些大企业职员的消费就极具等级性，对应着威士忌和汽车的不同型号，这种等级既是酒厂或者车厂的销售细分依据，也是大公司职员向上流动进入中产阶级的激励。
相比之下，德国的体制固然也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划分，但实际上是差别不很明显，反而更官僚化，雇员结构通常分三种，高级职员、低级职员和蓝领工人。高级职员构成中产阶级的主体。
中国中产阶级阶层丰富、边界模糊｜网图
这些划分一方面是以企业雇佣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具有延伸到社会认同意义上的功能。在美国这个边界却很清晰，可以通过郊区住房和社区、乡村俱乐部资格等等可以辨别出来。
然而，在中国这种雇佣差异和社会认同就很模糊，表现的跟杜克海姆所定义的很一致，就是中产阶级的阶级边界特别模糊，在中国表现的尤其明显。
相反，在美国的自由体制下，它似乎可以让大多数人都自觉地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即使在等级传统很强的韩国，1990年代就有超过80%的韩国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今天的台湾也类似，自我认同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相当高，近乎全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社会的民主堪称中产阶级民主。
在中国，如上周所说，如果从意识形态出发，可以发现可能95%的中国人都具备中产阶级的潜力，就像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第三等级，但是现在恰恰出现了相反趋势，中产阶级刚刚发展出一定规模就面临着衰退。
如果按照我们上期所定义的，从事广泛的职业、同时具有积极活跃的投资积累，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群，在2007、08年是月收入1万元左右，他们的投资无论在股票还是基金也是最活跃的，这部分人口占当时人口的9%。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大约为一亿多人口，包括旧中产阶级在内。这和日本国民自认的“总中流”也即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产阶级相反。
据估测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有一亿多人｜网图
结构上的异质性则更大。如果比较日本和德国的中产阶级结构，我们发现中国中产阶级内部的差别不仅在于体制内外，还在于体制内外的企业形态。具体来说，中国90年代中期改革之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私有化后存量国企基本上都是大型企业。这些国企与其说是国企不如说是党企，在这些大型国企工作的旧中产阶级跟政府单位的官僚体制高度相似、高度官僚化、等级化，即所谓官本位化，跟德国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有一点相似。
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一部分源于大规模的外企和私企，特别是新经济企业，所谓大厂，但更多源自中小型企业等，后者更有活力、更适合新创业，总体雇佣人口也更多。这意味着，新中产阶级的流动性更强，来源和职业更多元，丰富程度可以跟美国更近似，而难以用德国和日本模式来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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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奈格里和哈特所讲的广义中产阶级，也就是全球中产阶级，由创造性的活动和开放性的网络构成，很符合中国新中产阶级的特质。相比之下，官僚化的旧中产阶级的则相对封闭网络、缺乏创造性的劳动。
而且，这个近似程度，也能反映新中产阶级价值观和阶级意识的混乱，也更接受他们想象中的美国价值观。那中国的新中产阶级，是否具备阶级意识、或者有着怎样的阶级意识呢？
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的话讲，作为人格的个人和作为阶级的个人的偶然的重合是如何发生的？对中国新中产阶级而言，个人主义是主流，充满了个人奋斗的激励。但是我们知道，韦伯在讲阶级意识的时候，一方面讲生活机会，另一方面在谈资本积累如何可能是与末世论有关。一个人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积累，和他对现世和来世的看法有关。
中国的新教在过去三十年发展的非常迅速，规模在二、三千万或者更多，我相信他们跟新中产阶级的关系确实相当紧密，尽管两者间的实证研究不多，但是我观察到，有相当多的新教徒，是他们确实符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的激励，一方面把奉献、虔诚、召唤放到他们的奋斗、劳动当中，另一方面他们的财富积累也同步这个扩张的宗教网络。
然而，过去三十年新教在中国还面临各种宗教的竞争，从藏传佛教到汉地佛教、道教、巴哈伊等，都在争取新中产阶级，特别是各种佛教，活跃程度不亚于新教各宗，而且佛教所强调的现世救赎似乎更能激励资本积累，与中国人民的高储蓄倾向契合。普通人在没有房屋永久产权、产权只和个人平均寿命相当的情况下也愿意大量购买房屋，而且这种资本积累缺乏生产性。这种资本积累，除了房产价值上升，其产出效益是至多是一种声望维持，即社会地位的自我肯定，是一种现实的救赎。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似乎总体上和我们去年谈的佛教资本主义相当。但是今天我想谈的是另外一面，在这些传统的宗教解释之外的，这些并不像例如卫斯理宗促进英国工人阶级意识那样，让中国人形成一个阶级意识的，反而是混乱的结果，就是公民社会的兴起，一种与新中产阶级兴起同步的强大的世俗力量。
我们指的是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后开始引入公民社会的概念和随后NGO的兴起。概念的引进和最初本土NGO的创立，都是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所为，他们在市场经济滥觞时代再度扮演着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心角色，不过与1980年代为改开服务不同，而是转向公民社会的也就是中产阶级的自主阶级意识构造，然后在意识形态真空的1990年代创造了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好时代。
21世纪初中国NGO运动十分活跃｜网图
随后便迎来21世纪初的维权运动兴起，这是公民社会-中产阶级阶级意识建构的第二个十年，从2003年到2013(5)年。不过，与前一个十年的自我建构不同，这后十年是以主张底层阶级、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开始了中产阶级的结构化，进行了中产阶级的内部动员：即通过维权的观念、行动、组织和网络等，塑造了新中产阶级的主体和面貌。这是中国新中产阶级形成的一个可能最为重要的部分，真正在政治上划分了与旧中产阶级的区别。
前面的各种宗教大概只有新教在其中扮演了积极介入的角色，这个问题今天不展开。需要强调的是，在维权运动兴起而划分新旧中产阶级的政治差异的同时，这一阶段，新旧中产阶级的融合程度也相当之高，有时甚至不分彼此，为消弭新旧中产阶级的所为体制差异、为整个中产阶级塑造着阶级意识。这是一个系统改变的经典案例。
因为，在维权运动当中，我们能发现新旧中产阶级的相互支持、奥援。特别是那个时候的媒体，往往名义上是官方媒体，记者名义上也都是体制内记者，但是大家在做的实际上是新中产阶级的工作。这是维权运动兴起当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继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建构新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当然，即使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集体的阶级意识塑造，对相当多的新中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中小企业主和投资者来说，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底层核心仍然决定着他们面对困境的选择。他们相信只要自我足够聪明、只要个人关系网络还在，就能够避开政治风险。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个人困境其实是阶级困境，他们似乎不敢、也没有试图依靠阶级的力量寻求利益保护。阶级意识的塑造在2012年开始中断了。
这种情形持续了又一个十年。当人们开始谈论民营经济的各种问题之后，才意识到，它既是民营经济的问题，又是民营企业家所代表的整个新中产阶级的阶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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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阶级的困境，还跟中产阶级形成所赖的市场之外的其他很多关键却被忽略、甚至容易对之负面评价的因素有关，妨碍了人们对自身困境的认知。
其一，与高等教育产业化有关。199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将每年大学招生规模从1980年代末的60余万逐渐扩展到千万级别，创造了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也为中产阶级扩大创造了一个持续的庞大规模的预备队。
其二，还有一个更加速的因素，是计划生育。如笔者2016年的文章《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怎么炼成的？》（👈点击阅读）里提出的假说，是计划生育政策激励了人力资本的集中，参与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到几年前形成所谓鸡娃的高度内卷；并且它可以把旧中产阶级即体制内家庭的财产和社会资本，集中、积聚为第二代独生子女的财富倍增，以此作为扩大再生产的阶级复制。很多人喜欢简单地谈官二代、富二代等等二代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其中计划生育的促进作用，它对过去四十年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的加速形成作用是巨大的。
北京海淀某国际学校｜网图
经验上看，从东南沿海往内地的中产阶级形成然后扩散的过程中，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是其中的扩散指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的强化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以人口出生率下降来衡量，同样可以发现余中产阶级人口增加和扩散存在类似的高度相关。
不过，这种4-2-1模式的集中的阶级再生产过程中，新旧中产阶级的分化尤为突出。换句话说，中国的新中产阶级远比旧中产阶级面临更多的阶级再生产困难，这是“鸡娃”的反映。他们的育儿成本、阶级再生产的成本是极高的。最近的研究成果发现，中国的育儿成本是仅次于韩国，是世界上第二高的，这主要体现为中国新中产阶级部分。而对旧中产阶级来说，阶级再生产越来越倾向内婚制，在体制内完成阶级的复制。
其三，这种高成本的阶级再生产，稍微持续，便意味着一种新阶级冲突形式的产生——新旧中产阶级的冲突，新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和底层阶级的冲突，正在以代际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也就是年龄所划分的体制外的青年一代和体制内中老年一代之间的冲突。这是最新的一种阶级冲突形式，在两年前初露锋芒。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将来会从阶级困境延伸到中产阶级的阶级精神问题，即抑郁症，为新中产阶级做精神分析。（END）
